易經文化

一、易經文化哲學是超存在哲學
            超存在哲學與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不同，薩特認為包括人的”存在”在內的所有的“存在”，都是偶然的,是偶然發生的事物。但這并不是說,物質的宇宙雜亂無序,毫無規律和法則可言,也不是說科學對物質世界研究所發現的規律完全虛幻,不可信賴。而只是說,無論對于人還是物質的宇宙來說,都沒有任何先定的東西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事先決定事物應該這樣而不應該那樣。同樣,我們也沒有理由事先決定人應該這樣，而不應該那樣。
           面對生命的意義,有神論的存在主義者提出的途徑是宗教信仰;而無神論的存在主義者則認為應該行動起來，為自己爭得生命的意義,創造自己的價值，希望有所幫助。在這里，“存在主義”是把“人”的個體認識能力，與人類的集體智慧，剝離了，與超存在主義的易經哲學整體宇宙生命觀相悖，但這恰恰便是易經“超存在主義哲學”的出發點，醞釀形成了“道德倫理”與“認識論”、方法論之間的融合，建立了“道與德一體化”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坐標系。 
          因此說，依照西方的“存在主義”哲學，要等到了環境污染以后，再亡羊補牢。相比之下，中華民族的易經文化，乃是“超存在主義”哲學，是“經天緯地”的“第二造物主”——是提前給命運和環境“改局”，讓其“變易”成為世界文化的“制高點”。
二、上古伏羲畫卦的出發點是天道信仰
         勿庸置疑，上古伏羲畫卦的出發點是“天道信仰”。但自顓頊帝絕地通天起，人神開始分離。文王演卦后卦字也開始分離，以術御道盛行。漢章帝時《白虎通義》致使三教分道揚鑣，儒釋道開始分離，道術自此徹底分離。佛教從此演變成逃避現實的“釋家”，道教則演變為逃避現實的“道家”，儒學則淪落為專為統治集團服務的“奴才”。然而，現在的二十一世紀危機感卻讓我們中國人把“儒、釋、道”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骨干內容，卻忘記了群經之首的易經才是我們的根文化，才是最值得國人發掘和弘揚的東西。
           要知道，現有的儒學體系均來源于東漢王朝的《白虎通義》，道教正一派的宗教形式出現在三國以后，道教的全真教為元王朝的王重陽創建，由丘處機弘揚光大，要比周王朝遲到一千多年。尤其是佛教作為印度文化一部分，進入中國后已被本土化和被改造成了異質佛教，并沒有對中國的歷史進程起到過多大影響。相比之下還不如戊戌變法開始的中國人改良主義、孫中山同盟會開始的革命文化對于中國影響力巨大，不如中國共開啟的斗爭哲學、無產級專政、蘇黨國一體蘇維埃政權紅色文化基因貢獻直截了當。
            迄今為止的歷史考證表明，春秋戰國百家爭鳴、百花齊放的黃金時代，與秦漢中央集權制度以后的“一言堂”和更加惡劣的“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”相比，則完全徹底的再一次把易經文化的“道”與“術”分裂了，讓“玄道”空談誤國，讓“術”無所不用其極。弱肉強食，叢林法則，歷代造反者提倡槍桿子里面出政權，殺人放火打天下。陳摶曾主張易解三教，無可否認，春秋戰國之后的儒釋道存在著“文明斷裂帶”，只有“易經文化”一以貫之，是三教的融匯點和契合點，是揭開中國文化三教合流之迷的“金鑰匙” 。 
三、對全息概念的界定與解讀 
      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里面，“全息”一詞解釋為:“反映物體在空間存在時的整個情況的全部信息。”這樣的定義，對于“易經文化”的伏羲全息卦及其陰陽雙系統方法論，是明顯的不夠用了。因為，物體與“超存在”的人類行為變化，是根本不同的。易經文化，首先就是著眼于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，并不是“物體”的自在狀態，而是人類主觀能動性的影響力及其引發大自然的變化。
      因此，在全信息卦文化即文字和數字還沒有出現之前，中國古人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法，也叫卦數字一體的格物致知法。把“易經”當成一個全信息大系統，首先是承認和確認上古易學經典之作的《連山》與《歸藏》的龍頭老大的地位，近代以來流傳最廣的《周易》僅為體系末尾的尾巴，從此以后都是“易學今學”而非古易。本書討論的主題就是“易經”的八卦六爻預測方式方法背后的“文化”與“哲學思想”問題。 
      第一、明確反對“讓科學來當人類文明的警察”，用“科學主義”扼殺“文化”的獨立性和生命力。在真善美三者中，科學為真，信仰為善，藝術為美。故真并不等于善，善并不等于美，絕不能允許科學跨界去整合善與美。
      第二、五四運動以來的“科學主義”概念被泛濫成災，把“真善美”當中的“真理”與“科學”直截了當的對應以后，居然要極端化的使用“科學”那種實驗室檢驗標準，來把“文化”代表的“善良”，和“藝術”代表的“美好”進行閹割，讓真、善、美三者之間發生“科學否定善良、美好”的鬧劇。
      第三、中國文化，擁有數千年的傳統、民族“基因”，為什么要被西方舶來品的僅有數百年歷史的“科學”進行“審判”呢？科學不能做為壓制“文化”、“藝術”的警察和法官，真善美三者之間的和諧關系，是彼此承認獨立性生命力的前提下，相得益彰的。
      第四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，一定要擁有中國精神，一定要保持“文化”的神圣不可侵犯獨立生命力，不能把“中國文化”看成為“西方科學”的奴婢丫鬟。在人類的精神家園里面，沒有“科學”充當警察的必要性，也沒有“真、善、美”三者當中，哪一個是可以審判其他二者的法官。 
       第五、科學技術作為現代社會的第一生產力，在中國經過改革開放的大力推崇，注定了“科學主義”以“實踐檢驗真理”的金字招牌，把“文化不是科學”的“人文社會、藝術美學”獨立性抹殺了。真、善、美三者之間并不是“科學真理贏者通吃”的“一言堂”，而是彼此不能互相替代的，應該追求相得益彰，合作共贏。
       第六、真善美的共同目標就是讓人類擁有良知和幸福。為什么在歐美發達國家并沒有“科學兼并重組了文化”的局面？原因是在哪里沒有神仙皇帝一統天下，科學家與藝術家、文化人在每一個西方國家的科學院平起平坐，在諾貝爾獎當中文學獎和物理學獎、經濟學獎是含金量一視同仁的。
       第七、在古今中國，科學跨界把文化壓制成為奴仆，并不是科學家的惡作劇，而是官本位體制需要科學作為“一技之長”的器物，成為第一奴才。然后讓第一奴才去把“文化”這個最容易懷疑貪官污吏的“躍躍欲試造反派”壞東西，給打翻在地，以“科學”的標準把文化和藝術，永遠的釘在“奴才坯子”的吹鼓手位置上，堅定不移的不允許奴才當家做主。所以，科學只是替罪羊，而由儒教鼓吹的官本位體制才是禍根子。
四、中國卦字的歷史將中國文明提前至一萬年
           2017年11月8日，中國元首在北京故宮，給美總統川普講中華文明五千年。川普回答說埃及文明八千年前就有了文字。但事實上，中國卦字作為漢字起源，在時間上要比埃及文明要早一兩千年。特別是8000年前通過伏羲五爻生成的卦字，為包括古埃及文字、蘇美爾文字和腓尼基音標文字在內的世界通用符號之母，并由此可推演全世界所有的文字。這證明了地球人類文明在文字語言起源上同源同根。
           因此，我們隆重推出《大易經：中國卦數字文化探源》這部六十萬字文化哲學巨著，為中國文化探源，為人類文明尋根。本書全方位的演繹了上古華夏文明，是如何在其源頭活水——易經文化中，是怎么樣生成后來的諸子百家的，以及怎么樣在“道”與“術”，“道”與“德”的分分合合中，形成良性互動，以及在循序漸進中，不斷地提升和凈化自身的。  
           首先，易經文化不同于西方科學與文化的“解剖學思維方式”，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。易經文化的“全息”優勢，或者說“整體全方位”思考的方法論，是對于“智慧”而非“邏輯局限性”的定格，這對人類的認識來說至關重要。這也是“易經文化陰陽全息之”優勢最容易被人所誤讀和誤解的地方。其原因是“全息”一詞來自于西方科學技術的“照相機拍攝照片”，給人以出自西化語境的假象。故造成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中國學者張穎清教授，所提出來的“生物全息律”理論，一直都沒有獲得全世界科學領域的承認，在權威性的鑒定直到2017年底也是一片空白。所以，如何界定“全息”概念，是關系到現在的伏羲易經“全息卦”和“全息經濟學”的敏感性關鍵環節，我們不應該回避，只能是迎難而上，攻堅克難。 
          所以，易經文化并不是局限在人們容易誤解的“預測算卦”，或者說算命先生、風水師的“天人合一”之“感應”。恰恰相反，易經文化的“底色”乃是世界觀、認識論和方法論的“格式化”，或者說用“井”字格仰觀天象和俯查地理“格物致知”的網格法認識宇宙生命的方法。并由此演繹和推導出一整套中國人獨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觀。這一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觀不僅規范著中國特色的“道”與“術”，也規范著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。因此，大易經并非是“周易預測”那種雕蟲小技的“術”，而是治國平天下的“道行天下、德耀中華”的道術合一的人類終極智慧。
          遺撼地是，自周文王演卦之后，卦字產生了分離，易經從“道術合一”下降到了“走江湖”的山野一介草民狀態，失去了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影響力。中國人能夠從古到今血脈綿綿不絕，根本原因就在于將“陰陽平衡”和“物極必反”的易經文化當作改天換地、改朝換代的天理。天理難抗啊，故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擁有的精神支柱，就是“易經文化”之光照日月的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，以及“自力更生”與“奮發圖強”的信念，億萬子民堅定不移的相信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。 
          五、易經文化的方法論。
     眾所周知，易經文化的研究方法是學術界公認的一大難題，自古流派繁多，爭議不斷。尤其是對史前易學的研究方法，因參考資料的極度匱乏，至今尚無定論。從研究方法上來說，大致可分為疑古派與信古派、廟堂派與江湖派、象數派與義理派、以及中西結合的改良派與轉型派等等不一而足。
        從其研究特點上來看，又大致可分為官學與民學兩大陣營，民學主攻，官學主守。歷代官學均以儒家義理派為主，一般比較保守，比較沉悶，主張述而不作，嚴格以漢儒獨尊的《周易》為參照系解讀易學，并牢牢地掌控著話語權。
        總得說來，在兩大學派的競爭中，官學儒家義理派雖然在學問上相對淺顯易懂，卻始終占據著上鋒，并牢牢掌控著話語權。民間道家象數派雖然人才濟濟、十分活躍，其間高人輩出。但由于研究者比較分散，學術傳承僅靠師徒一脈單傳，恪守“得易前一位，永世不傳人”和“天機不可泄露”的祖訓，相對與世隔絕，故大多因湮沒而失傳。即是他們有通天本領，也很難為普羅大眾所學習和掌握。
        更為惡劣地是，自東漢以后，漢章帝劉恒出于維護皇權永固的目的，制訂和實施“道術分離”的愚民政策，有意弄虛作假，將上古道術合一的《連山》《歸藏》，肢解整合成為道術分離的《周易》。故自東漢之后，傳世1500年的《周易》實為漢易，而王弼版五千言的《道德經》也同樣如此，實為漢儒的杰作，郭店楚簡2500字的《老子》才是老聃的真經。
       因此，今人見到的《周易》，其實是漢儒為絕《連山》《歸藏》之道勿使共進，而搞出的漏洞百出、殘缺不全的《周易》，并致使文字發明之前全信息卦數字合一的《連山》和《歸藏》最終失傳，以達到其獨尊漢儒版《周易》的卑鄙目的。因此，方法論的核心是抓住儒道斗爭致使道術分離的邏輯主線，才不會落入漢儒《周易》設置的玄道陷阱之中，為漢儒制造的玄道欲蓋彌彰所迷惑。

——香港乾坤國學院周易文化應用研究部專家研究員楊建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