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經文化
一、易經文化哲學是超存在哲學
超存在哲學與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不同,薩特認為包括人的”存在”在內的所有的“存在”,都是偶然的,是偶然發生的事物。但這并不是說,物質的宇宙雜亂無序,毫無規律和法則可言,也不是說科學對物質世界研究所發現的規律完全虛幻,不可信賴。而只是說,無論對于人還是物質的宇宙來說,都沒有任何先定的東西,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事先決定事物應該這樣而不應該那樣。同樣,我們也沒有理由事先決定人應該這樣,而不應該那樣。
面對生命的意義,有神論的存在主義者提出的途徑是宗教信仰;而無神論的存在主義者則認為應該行動起來,為自己爭得生命的意義,創造自己的價值,希望有所幫助。在這里,“存在主義”是把“人”的個體認識能力,與人類的集體智慧,剝離了,與超存在主義的易經哲學整體宇宙生命觀相悖,但這恰恰便是易經“超存在主義哲學”的出發點,醞釀形成了“道德倫理”與“認識論”、方法論之間的融合,建立了“道與德一體化”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坐標系。
因此說,依照西方的“存在主義”哲學,要等到了環境污染以后,再亡羊補牢。相比之下,中華民族的易經文化,乃是“超存在主義”哲學,是“經天緯地”的“第二造物主”——是提前給命運和環境“改局”,讓其“變易”成為世界文化的“制高點”。
二、上古伏羲畫卦的出發點是天道信仰
勿庸置疑,上古伏羲畫卦的出發點是“天道信仰”。但自顓頊帝絕地通天起,人神開始分離。文王演卦后卦字也開始分離,以術御道盛行。漢章帝時《白虎通義》致使三教分道揚鑣,儒釋道開始分離,道術自此徹底分離。佛教從此演變成逃避現實的“釋家”,道教則演變為逃避現實的“道家”,儒學則淪落為專為統治集團服務的“奴才”。然而,現在的二十一世紀危機感卻讓我們中國人把“儒、釋、道”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骨干內容,卻忘記了群經之首的易經才是我們的根文化,才是最值得國人發掘和弘揚的東西。
要知道,現有的儒學體系均來源于東漢王朝的《白虎通義》,道教正一派的宗教形式出現在三國以后,道教的全真教為元王朝的王重陽創建,由丘處機弘揚光大,要比周王朝遲到一千多年。尤其是佛教作為印度文化一部分,進入中國后已被本土化和被改造成了異質佛教,并沒有對中國的歷史進程起到過多大影響。相比之下還不如戊戌變法開始的中國人改良主義、孫中山同盟會開始的革命文化對于中國影響力巨大,不如中國共開啟的斗爭哲學、無產級專政、蘇黨國一體蘇維埃政權紅色文化基因貢獻直截了當。
迄今為止的歷史考證表明,春秋戰國百家爭鳴、百花齊放的黃金時代,與秦漢中央集權制度以后的“一言堂”和更加惡劣的“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”相比,則完全徹底的再一次把易經文化的“道”與“術”分裂了,讓“玄道”空談誤國,讓“術”無所不用其極。弱肉強食,叢林法則,歷代造反者提倡槍桿子里面出政權,殺人放火打天下。陳摶曾主張易解三教,無可否認,春秋戰國之后的儒釋道存在著“文明斷裂帶”,只有“易經文化”一以貫之,是三教的融匯點和契合點,是揭開中國文化三教合流之迷的“金鑰匙” 。
三、對全息概念的界定與解讀
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里面,“全息”一詞解釋為:“反映物體在空間存在時的整個情況的全部信息。”這樣的定義,對于“易經文化”的伏羲全息卦及其陰陽雙系統方法論,是明顯的不夠用了。因為,物體與“超存在”的人類行為變化,是根本不同的。易經文化,首先就是著眼于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,并不是“物體”的自在狀態,而是人類主觀能動性的影響力及其引發大自然的變化。
因此,在全信息卦文化即文字和數字還沒有出現之前,中國古人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法,也叫卦數字一體的格物致知法。把“易經”當成一個全信息大系統,首先是承認和確認上古易學經典之作的《連山》與《歸藏》的龍頭老大的地位,近代以來流傳最廣的《周易》僅為體系末尾的尾巴,從此以后都是“易學今學”而非古易。本書討論的主題就是“易經”的八卦六爻預測方式方法背后的“文化”與“哲學思想”問題。
第一、明確反對“讓科學來當人類文明的警察”,用“科學主義”扼殺“文化”的獨立性和生命力。在真善美三者中,科學為真,信仰為善,藝術為美。故真并不等于善,善并不等于美,絕不能允許科學跨界去整合善與美。
第二、五四運動以來的“科學主義”概念被泛濫成災,把“真善美”當中的“真理”與“科學”直截了當的對應以后,居然要極端化的使用“科學”那種實驗室檢驗標準,來把“文化”代表的“善良”,和“藝術”代表的“美好”進行閹割,讓真、善、美三者之間發生“科學否定善良、美好”的鬧劇。
第三、中國文化,擁有數千年的傳統、民族“基因”,為什么要被西方舶來品的僅有數百年歷史的“科學”進行“審判”呢?科學不能做為壓制“文化”、“藝術”的警察和法官,真善美三者之間的和諧關系,是彼此承認獨立性生命力的前提下,相得益彰的。
第四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,一定要擁有中國精神,一定要保持“文化”的神圣不可侵犯獨立生命力,不能把“中國文化”看成為“西方科學”的奴婢丫鬟。在人類的精神家園里面,沒有“科學”充當警察的必要性,也沒有“真、善、美”三者當中,哪一個是可以審判其他二者的法官。
第五、科學技術作為現代社會的第一生產力,在中國經過改革開放的大力推崇,注定了“科學主義”以“實踐檢驗真理”的金字招牌,把“文化不是科學”的“人文社會、藝術美學”獨立性抹殺了。真、善、美三者之間并不是“科學真理贏者通吃”的“一言堂”,而是彼此不能互相替代的,應該追求相得益彰,合作共贏。
第六、真善美的共同目標就是讓人類擁有良知和幸福。為什么在歐美發達國家并沒有“科學兼并重組了文化”的局面?原因是在哪里沒有神仙皇帝一統天下,科學家與藝術家、文化人在每一個西方國家的科學院平起平坐,在諾貝爾獎當中文學獎和物理學獎、經濟學獎是含金量一視同仁的。
第七、在古今中國,科學跨界把文化壓制成為奴仆,并不是科學家的惡作劇,而是官本位體制需要科學作為“一技之長”的器物,成為第一奴才。然后讓第一奴才去把“文化”這個最容易懷疑貪官污吏的“躍躍欲試造反派”壞東西,給打翻在地,以“科學”的標準把文化和藝術,永遠的釘在“奴才坯子”的吹鼓手位置上,堅定不移的不允許奴才當家做主。所以,科學只是替罪羊,而由儒教鼓吹的官本位體制才是禍根子。
四、中國卦字的歷史將中國文明提前至一萬年
2017年11月8日,中國元首在北京故宮,給美總統川普講中華文明五千年。川普回答說埃及文明八千年前就有了文字。但事實上,中國卦字作為漢字起源,在時間上要比埃及文明要早一兩千年。特別是8000年前通過伏羲五爻生成的卦字,為包括古埃及文字、蘇美爾文字和腓尼基音標文字在內的世界通用符號之母,并由此可推演全世界所有的文字。這證明了地球人類文明在文字語言起源上同源同根。
因此,我們隆重推出《大易經:中國卦數字文化探源》這部六十萬字文化哲學巨著,為中國文化探源,為人類文明尋根。本書全方位的演繹了上古華夏文明,是如何在其源頭活水——易經文化中,是怎么樣生成后來的諸子百家的,以及怎么樣在“道”與“術”,“道”與“德”的分分合合中,形成良性互動,以及在循序漸進中,不斷地提升和凈化自身的。
首先,易經文化不同于西方科學與文化的“解剖學思維方式”,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。易經文化的“全息”優勢,或者說“整體全方位”思考的方法論,是對于“智慧”而非“邏輯局限性”的定格,這對人類的認識來說至關重要。這也是“易經文化陰陽全息之”優勢最容易被人所誤讀和誤解的地方。其原因是“全息”一詞來自于西方科學技術的“照相機拍攝照片”,給人以出自西化語境的假象。故造成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中國學者張穎清教授,所提出來的“生物全息律”理論,一直都沒有獲得全世界科學領域的承認,在權威性的鑒定直到2017年底也是一片空白。所以,如何界定“全息”概念,是關系到現在的伏羲易經“全息卦”和“全息經濟學”的敏感性關鍵環節,我們不應該回避,只能是迎難而上,攻堅克難。
所以,易經文化并不是局限在人們容易誤解的“預測算卦”,或者說算命先生、風水師的“天人合一”之“感應”。恰恰相反,易經文化的“底色”乃是世界觀、認識論和方法論的“格式化”,或者說用“井”字格仰觀天象和俯查地理“格物致知”的網格法認識宇宙生命的方法。并由此演繹和推導出一整套中國人獨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觀。這一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觀不僅規范著中國特色的“道”與“術”,也規范著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。因此,大易經并非是“周易預測”那種雕蟲小技的“術”,而是治國平天下的“道行天下、德耀中華”的道術合一的人類終極智慧。
遺撼地是,自周文王演卦之后,卦字產生了分離,易經從“道術合一”下降到了“走江湖”的山野一介草民狀態,失去了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影響力。中國人能夠從古到今血脈綿綿不絕,根本原因就在于將“陰陽平衡”和“物極必反”的易經文化當作改天換地、改朝換代的天理。天理難抗啊,故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擁有的精神支柱,就是“易經文化”之光照日月的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,以及“自力更生”與“奮發圖強”的信念,億萬子民堅定不移的相信善有善報,惡有惡報。不是不報,時候未到。
五、易經文化的方法論。
眾所周知,易經文化的研究方法是學術界公認的一大難題,自古流派繁多,爭議不斷。尤其是對史前易學的研究方法,因參考資料的極度匱乏,至今尚無定論。從研究方法上來說,大致可分為疑古派與信古派、廟堂派與江湖派、象數派與義理派、以及中西結合的改良派與轉型派等等不一而足。
從其研究特點上來看,又大致可分為官學與民學兩大陣營,民學主攻,官學主守。歷代官學均以儒家義理派為主,一般比較保守,比較沉悶,主張述而不作,嚴格以漢儒獨尊的《周易》為參照系解讀易學,并牢牢地掌控著話語權。
總得說來,在兩大學派的競爭中,官學儒家義理派雖然在學問上相對淺顯易懂,卻始終占據著上鋒,并牢牢掌控著話語權。民間道家象數派雖然人才濟濟、十分活躍,其間高人輩出。但由于研究者比較分散,學術傳承僅靠師徒一脈單傳,恪守“得易前一位,永世不傳人”和“天機不可泄露”的祖訓,相對與世隔絕,故大多因湮沒而失傳。即是他們有通天本領,也很難為普羅大眾所學習和掌握。
更為惡劣地是,自東漢以后,漢章帝劉恒出于維護皇權永固的目的,制訂和實施“道術分離”的愚民政策,有意弄虛作假,將上古道術合一的《連山》《歸藏》,肢解整合成為道術分離的《周易》。故自東漢之后,傳世1500年的《周易》實為漢易,而王弼版五千言的《道德經》也同樣如此,實為漢儒的杰作,郭店楚簡2500字的《老子》才是老聃的真經。
因此,今人見到的《周易》,其實是漢儒為絕《連山》《歸藏》之道勿使共進,而搞出的漏洞百出、殘缺不全的《周易》,并致使文字發明之前全信息卦數字合一的《連山》和《歸藏》最終失傳,以達到其獨尊漢儒版《周易》的卑鄙目的。因此,方法論的核心是抓住儒道斗爭致使道術分離的邏輯主線,才不會落入漢儒《周易》設置的玄道陷阱之中,為漢儒制造的玄道欲蓋彌彰所迷惑。
——香港乾坤國學院周易文化應用研究部專家研究員楊建鵬